这是一座诗的校园，诗歌的花在这盛开。先前，在红楼的花坛和人行道旁，也在汉花园宁静的院落中；当校园迁徙到遥远的春城，诗歌的花依然盛开在翠湖边。随着时光的推移，在勺园，在朗润园，也在燕园的垂柳依依的湖滨，依然延续着诗歌的花事，每时每地，开得灿烂、也开得浪漫！这里从来是诗的国土。古典诗歌和外国诗歌，在这里星月交辉，从来都不乏知音和吟者，这些来自故国和异邦的诗的精灵，在这里繁衍了鲜艳的诗之花。现在要说的是有别于前二者的新诗，一种适应着时代呼唤的新型的诗。胡适先生是“尝试”新诗的第一人。一个夜晚，月光透过窗帘，洒了满地。先生立于窗前，他感恩似的低语：“多谢你殷勤好月，提起我过来的哀怨，过来的情思。我就千思万想，直到月落天明，也甘心情愿！”沈尹默先生好像是受到了感染，他吟的也是月夜情怀：“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白话写诗，对于那些习惯了文言写诗的人，不免显得有点生，有点涩，有点“乏味”，但用的是全新的语言，却是全新的感受，全新的气象。有人开了风气之先，就有人接着做推动风气的事。北大的人，就这样破天荒地开启了新诗的闸门。教授们和学生们好像是飙着劲儿，开展着新诗的赛事：先生们办了《新青年》，首先发难登了新诗；学生们不甘落后，也办起了《新潮》，也大量地刊登新诗。《新青年》也好，《新潮》也好，都是新思想、新文学，也都是新诗的园地。北大是属于诗的，从这里走来了一代又一代的新诗人，他们走来了，又走远了，留下了诗的神采和芬芳。这些北大诗人，他们的名字组成了一长串明亮的星辰。他们几乎涵盖了一部中国新诗史。很难设想，要是抽去了北大以及与北大有关的那些诗人，一部中国新诗的历史是否还能成立？正是因此，林庚先生才把北大比喻为新诗的摇篮——摇篮旁的母亲的心。北大从来也不曾辜负诗歌的抚慰和托付，不管是风霜雨雪，还是月夕花朝，这里的诗之花依然灿烂地绽放着时代的芳香和美丽。从周作人到康白情，从徐志摩到冯至，从废名到汉园三诗人。这个诗歌原野散发的芬芳感染了所有的人，连一贯尖锐凝重的鲁迅也写诗，从旧体诗到新诗，再到《野草》，从而使他的作品融进了诗的柔情，连专擅小说的沈从文也把诗带进了他的湘西风情，使他的作品充满了田园牧歌的情调。在中国诗歌复兴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大师生也始终站在引领新诗潮崛起的前列，一直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一路诗歌行进的鲜明足迹，一直激励着世代的北大人，他们与中国诗歌共命运。正是因此，作为这一光辉事业的后续者，他们不论是曾为诗人，还是曾为研究者，从来没有忘记这一庄严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