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餐桌上的菜肴发生了不小变化。大鱼大肉及鸡鸭之类已很少见，人们对它真有点吃腻了。植物性的东西和传统的家常小炒，倒日见
多起来，这大概就是餐桌上的返璞归真吧。
那天晚餐，老伴摆上桌的，除了我以往在老家所喜欢的几样小菜，还添了一道非常显眼的美食。白盘盛方片，黑溜溜，光华华，面上还撒
有一层鲜嫩的葱花，其色其香其味刺得我馋涎欲滴。这食物乡下人称芒粑，城里人叫蕨粑。没等家人动手，我便先夹了一块品尝起来。柔
丝丝的，软绵绵的，香喷喷的，还带几分与生俱来的泥土芬芳，简直令我如同孩儿一般，兴奋得手舞足蹈起来。儿媳们不以为然，孙辈们
更不知其为何物。都奇怪地对我哈哈大笑，这一笑非同小可，使我陷入深深的怀旧之中。是啊，在他们的眼里，芒粑只不过是一种土里土
气的食品，哪里知道我五十多年前有关芒粑那段永远挥之不去情结呢?对他们的调皮和放肆，我只好原谅了，包容了。
20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天灾人祸，粮食奇缺，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正值共和国三年困难时期。一般国家干部的月薪只能买
一只鸡或一只鸭，人们戏称为“鸡干部”、“鸭干部。”为填塞肚皮，芒粑成了人们充饥的宝贝。一斤称下来才拳头大一坨，竟卖到五、
六元人民币。我的高中生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度过的。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我家的劳动力及时作了重大“战略调整”。父亲作为一家之主，挑起了生产队分摊的属于父母二人的田间农活，去挣
一个劳动日分值才两三角钱的工分。母亲则天天负责上山挖芒，回家敲芒、滤芒、煎芒，从事芒粑的全程生产，以补家中口粮的紧缺和扶
持我读完高中考大学。
到1960年农村政策有所松动，下放了集体食堂，集市也由7天一场恢复为5天一场。每场，我的母亲都以其单薄的身体挑着60来斤
煎好的芒粑，翻山越岭，奔波50华里到我读书的锦屏县城出售。每次母亲都要留下一坨10来斤的芒粑给我加餐，还另给5―10元零
用钱。每到这天，功课再忙，下午都要毫不例外地请假到市上帮陪母亲，直到把要卖的芒粑卖完，送母亲到清水江渡口，到了对岸，那孱
弱的身影消失在弯弯的山间公路上，才带着母亲用血汗换来的专留给我的芒粑和零用钱，含着辛酸的泪水，挪着沉重的步伐，怏怏然返回
学校。
在学校，我平均每月请假回家两次。有车坐车，无车步行，星期六中午离校，最长星期一回校赶下午的功课。在家一天或一天半，当然要
向父母汇报他们并不懂的学业，更重要的是帮陪母亲上山挖芒，回家敲芒、滤芒和煎芒。事虽繁难，但哪怕给母亲分担一星半点生活的重
压，作儿子的也是一丝孝心，一丝慰藉。
1961年夏秋之交，一个要回校的星期天早上，我和母亲去一个叫“老王头”的荒坡上挖芒，恰好遇上芒根很多、很肥、很干。肥者淀
粉丰富，干者沉淀最好。挖呀挖，母子俩竟然忘了累，忘了时间的流逝，太阳已开始偏西，大约已中午一点，母亲才猛醒过来，催我吃了
包来的芒粑午餐赶回学校。由此地出发，无需回家再上路，只要越两道山梁，下一个小坡，过一条田冲，再爬一段叫“牛尾巴”的山路，
就到了去县城的公路。公路正好与挖芒的地方遥遥相对。当我回头眺望时，远处对面山上新开挖的黄土坡上，伫立着一根如中指般的黑物
一动也不动，那不正是母亲的身影吗?她一定在注视着自己远去的儿子!顿时，我一阵心热，仿佛看到她疲惫的神情，憔悴的面容，弯曲
的背脊和那双希冀的眼睛。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向着母亲的方向地深鞠一躬，再看看脚下的身影，其长度快赶上我的
身高了。我本能地加快步伐，向着学校、向着高考的目标奋进。
1962年新谷登场，农村的困难已近尾声。8月中旬当我从县城持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回到家时，真是大喜天降!父亲眉
开眼笑：“全大队终于在我们单家出了第一个大学生!”奶奶激动万分，连声音也颤抖了：“老天有眼，祖宗有德啊!”母亲则放声大哭
，并拉着我的手说：“崽，我是高兴啊，那份心血没有白费!”我很清楚，没有白费得心血，指的就是千辛万苦、日夜操劳的芒粑心血，
连我去贵阳上大学的钱也是母亲卖芒粑积攒下来的。
而今，母亲，奶奶，父亲已先后作古。然而，五十多年前那段芒粑情结，依然深深地珍藏在我的心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