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項措施，不但讓台灣的行政中心正式由台南移至台北，也讓台北成為台灣的政治與經濟中心。
約略的市區改正後，台灣總督府於1930年代期間，陸續完成了台北做為台灣政經中心所需的軟硬體建設。
1945年，日本於二戰戰敗，台灣主權移交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台北被政府規劃經營為台灣省的政經中心而持續發展。
在總督府主導下，台北市不但因軟硬體建設迅速成為全台灣的政教中心及日本重要都市之一，也開始出現人口不平衡情況。
而究其因，1874年發生在與台北相隔數百公里的台灣南部牡丹社事件，是促使台北建城的遠因。
圭武卒社（Kimotsi）是20世紀前，台灣平埔凱達格蘭族的一個支系部落，活動範圍約為現今台北淡水河岸的大稻埕一帶。
得此暢通的鐵道交通，台北迅速成為可直接控制全台西部走廊的台灣首都，不過也因得此方便，讓臺北除了於1904年之際成為台灣最大的城市之外，也奠下了臺灣人口南北失衡的前兆。
一方面是因為台北仍多為沼澤；一方面是該兩國所佔領的台灣區域集中於南台灣與北台灣的主要港口。
另外，十三行人住的「干欄屋」則與台灣平埔族與原住民部落的建築十分相似。
18世紀中期，眾多泉州府（以泉州三邑人為主）人移民定居台北艋舺，與當地平埔族通婚後人口大增，艋舺因而趨於興盛。
1740年，繼泉州人之後，同樣來自福建的漳州府人，首次大舉移民至台灣，代表人物為郭錫瑠。
不過此區域過窄，台北市區不得向西門以外區域延伸，因為擴展面面臨淡水河，在現實發展下，台北區域只好向南北發展。
以現有資料顯示，此階段的台北史前人類，除繼續活躍於圓山外，至少還包含位於圓山北邊的芝山岩。
這些團體有台北廳風俗改良會、艋舺同風會、大稻埕同風會等等。
於是大稻埕逐漸得到發展，與艋舺共同成為台北市的兩大聚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