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成立了小乡，每五个村为一乡，我父亲担任了乡文书，记得人们结婚登记都去我们家，在我的记忆里，那时的小乡干部都没有工资，
好像每月给点粮食，至于商量工作问题，不是乡长到我们家就是我父亲去他们家，办公室就是自己的家。记得1952年上级有个政策叫
“统购统销”，要求干部带头将家里的粮食全部捐出来支援前方，耿直的父亲竟带领全乡的村长到我们家，然后将所有的盆盆罐罐翻个底
朝天，没给自家留一粒粮食，那一年我们全靠糠菜度日，差一点饿死，据说人家那些干部都留有余地，为这事我母亲埋怨了他一辈子。在
小乡工作的那几年里，父亲还自觉承担写全村结婚对联和春联的任务，父亲从不收人家一针一线。那时，上级收公粮是按收成多少的一定
比例收取的，人们想大约估量一下就行，可耿直的父亲一定要实事求是，他把自己家的地瓜称出几斤切好晒干，得出的结论是2斤12两
(十六两秤)地瓜晒一斤瓜干，人们不信，父亲就拉着人家做实验，因为他太较真儿，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二斤拾二两”。
后来小乡合并，父亲被分配到供销社工作，是一个小饭店的负责人，六十年代前后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我在学校吃“国库粮”，每月二
十斤，每顿一个小小的馒头或高粱窝头，根本吃不饱，但比起在家吃糠咽菜的母亲和三个弟弟已经是上天了，我每周都饿几顿肚子，省下
四个馒头给母亲和弟弟们每人一个，那时饭店也没有饭可卖，只是炒点菜，父亲每次回家，连个菜叶都没捎过，我错误的认为父亲是能够
吃饱的，从没想过给他带个馒头，有一个周末我回家，母亲和弟弟们都没在家，我把干裂了纹的四个馒头包好放在篮子里，刚好父亲回来
了，他拿起一个就狼吞虎咽的吃起来，我很不满意，嘟囔着;“你吃了一个，他们每人就分不到一个了。”父亲尴尬地擦擦嘴，什么也没
说。后来听母亲说父亲也是整天吃不饱，这件事我后悔了一辈子，父亲他也是饿啊!写到这里我又情不自禁的流下了眼泪。我的父亲总是
吃苦耐劳，为了抚养我们耗尽了他毕生的心血，我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我父亲干了一辈子的“公家事”，算是一个非农业户口，但他抽了一辈子旱烟，穿了一辈子母亲用手缝的对襟布扣褂子和大裆裤子，那个
年代叫“制服”的衣服他一件也没有。最主要的是他的耿直，是出了名的，我们坚信他不会拿公家一点东西，但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
父亲也受了打击，文化大革命一打三反期间，因为我爷爷在旧社会信一个什么道，当时把我父亲的名字也写上了，为这事父亲不知写了多
少次检查，对他在饭店工作期间的事更是严查，查来查去，结果仅仅查出他的一个“贪污”事件，那就是他在饭店抽旱烟没有自己买过火
柴，一共赔了七十元的火柴钱。有那个什么“道”的污点，父亲自然就没有什么好事了，好歹保住了党员称号。后来又调他去煤场卖煤，
偌大的煤场一堆堆煤像小山，只他一人在卖，亲戚朋友买煤谁也甭想赚一两的便宜。他太耿直，得罪了很多亲戚朋友。
父亲教育我们不可贪小便宜，穷死也不要拿别人或公家的东西，做事一是一，二是二，不可撒谎，他耿直的品质和他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影
响了我们一生。
亲爱的父亲，今年是你和母亲过100岁生日，原你们在天国幸福快乐，再也不受苦受难。承您和母亲的保佑，我们过得都很幸福，请您
放心。
